刘衍却并不这么认为，说道：“自古至今，没有不流血的变法，只有用鲜血和人头铺就的变法之路，才能一番坦途，这就是变法的代价，也是挽救大明的代价！”

片刻之后，崇祯帝说道：“事已至此，朕也不说什么了。只是在军改之策全面落实之后，朝廷以何种办法保证兵源？”

后来在了解帕竹政权的情况后，大明就开始任命帕竹政权的主要宗本为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的官员，并且进一步在内邬宗和仁蚌宗这两个最大的宗设立了行都指挥使司。大明在藏族地区封授的指挥使、都指挥使佥事、千户、百户等官职都准予世袭，但是重要官职的袭职要经过皇帝的批准，并换发敕书和印信。

可是崇祯帝、王承恩仔细一想，刘衍所说的确还是很有道理，一时间又无法反驳。

刘衍对此心知肚明，以如今大明的财力和军力，收复乌斯藏和朵甘思宣慰司并不是不可能的，只是这两个区域暂时还不是刘衍的首选目标。

而大明对藏政策主要形式便是洪武年间制定的，在藏内设置羁縻性质的都司、卫所等军政机构，封授当地僧俗首领担任官员，永乐至正德以册封僧俗首领为主，受册封者定期朝贡。

“军户生活困苦，逃兵甚多，早在洪武初年即有逃兵，至洪武三年十一月，兵部的统计便有逃亡者计将近四万八千人，因此有根补、勾补等方法。根补即抓回逃军，勾补则由其户中以丁补，但此举既扰民又扰官，亦有军官藉此贪污，迫害百姓，使乡里间痛苦不堪。而且逃兵有增无减。

历史上在正德十四年，吏部尚书王琼就曾上疏:天下都司卫所每岁差去勾军官旗不下一万六七千名，计所勾之军，百无一二到卫。有自洪武、永乐年间差出，到今三十余年，在外娶妻生子，住成家业，通同军户，窝藏不回。

到了嘉靖八年，桂鄂公布天下兵籍，仅有兵士九十七万。军士的逃亡，除生活上的因素外，与其社会位的低落亦有关，明初因需要武力，故较重视军人，其后承平日久，武力不再重要，军人地位就大为降低，加上以罪犯充军，使大明军人的形象更为低下。

对于这一点，刘衍早就有了预案，便抱拳说道：“陛下，臣准备在全面落实新政、军改之策后，在我大明各省颁布一部法典，名曰：《兵役法》，在全国推行义务兵制，也就是说，我大明要仿效强汉之策，实行全民皆兵之策！”

“陛下，臣说了这么多，无非就是表明一点：再好的制度也是有时间限制的，不可能永远的运行下去，时间一长，便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变革，如此才能让我大明长治久安。”

刘衍所言俱是实言，崇祯帝虽然没有像刘衍知道的这么详细，但是也早有耳闻，知道刘衍说的不是虚言。

崇祯帝闻言骇然变色，一旁的王承恩也是瞪大了双眼，显然刘衍所言完全颠覆了二人的认知。

到了如今，朵甘思宣慰司和乌斯藏基本上已经是独立的状态，此时崇祯帝如此发问，显然是有意收复这两块失去的领土。

而到了万历朝以后，大明对边疆控制日益松弛，蒙古人攻占了整个青海草原，朵甘都司和乌斯藏相继废弃。

到了正统三年，天下各道逃亡军户更是达到竟然的一百六十十三万余人！”

“另外，军士在营，分成守备和屯田二部分，比例不定，按时轮流，屯田固定上交粮食，以供给守备军及官吏，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，但自宣宗皇帝以后，卫所各级将官经常侵占军屯田地、私役军士耕种，更是让天下军户苦不堪言。”

崇祯帝顿时瞪大了眼睛，一时间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眼下的当务之急，依然是稳定大明内部，先完成各地驻防军的筹建，稳步在各地运行新政之策，然后是收复辽东，先将满清这个毒瘤铲除，随后刘衍才会将目光投向西面。

于是刘衍说道：“陛下放心，在臣的计划之中，不光要收复我大明的失地，还要恢复汉唐故土，要重建我华夏的荣光！”

“所以，不管是朵甘思宣慰司还是乌斯藏，都要实行新政和军改之策，绝没有例外！”

崇祯帝心中充满了震惊，今日刘衍带给自己的震惊一波接着一波，许久之后才说道：“刘阁老如此说，朕，便放心了！”